胡小燕想认真履职（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就是证明），却又无力或者不能履职（关掉手机以回避太多的诉求），这个矛盾是她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事实上，胡小燕遇到的苦恼与许多希望履职、尽职的人大代表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今年3月，首位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通过媒体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和QQ号码，赢得一片赞誉。半年后的今天，她却因为“每天上千个求助电话和最多时一天收到2088封邮件”而苦恼，为了保证休息不得不关机了，结果又招致种种非议。胡小燕回应说，“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见9月11日《广州日报》）

胡小燕陷入困境值得同情，她的无奈也可以理解，但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正确。且不说全国2亿多农民工的权益诉求绝非少数来自农民工的人大代表可以解决得了，就是胡小燕所在的广东省就有3000多万农民工，各种各样的诉求连负有解决责任的各级政府都应接不暇，凭胡小燕的一己之力怎么可能解决？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不妥。从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那天起，她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了，而要切实担负起人民代表的责任，“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是法定责任，推脱不得。

胡小燕想认真履职（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就是证明），却又无力或者不能履职（关掉手机以回避太多的诉求），这个矛盾是她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事实上，胡小燕遇到的苦恼与许多希望履职、尽职的人大代表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因此，“胡小燕现象”值得思考与探讨。

毋庸讳言，农民工问题是眼下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因其数量的庞大和分布的广泛，因其面临的权益问题很多，也因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从党中央到全社会，不能不给予足够的关注。农民工当选各级人大代表之所以成为新闻并被寄予厚望，与此密切相关。

问题在于，为什么那么多求助电话打给胡小燕？那么多邮件发给她？这一方面说明问题的普遍存在和解决得不好，另一方面说明农民工诉求渠道短缺和不畅。如果农民工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或者他们的诉求有更多更通畅的渠道得以反映和解决，胡小燕也就不会陷入困境了。

胡小燕身为全国人大代表，没有理由不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她当初公布自己的手机和QQ号码，就是为了倾听，但她对自己的履职难度缺乏思想准备，没有想到会面对如此压力，于是无奈地选择了“逃避”（关机），实际上是消极的选择。事实上，她应该而且可以选择更积极的方法，譬如拿出一定的、合适的时间接听、接待农民工的诉求，并且负责地把农民工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相关的机构或者部门，要求他们给予答复或解决。这是她作为人大代表的义务和权利。

        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各级人大常设机构如何为人大代表有效履职、反映民意、答复办理提供条件和保障。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回应胡小燕困境时表示，“如何为人大代表创造更好的履职环境，如何健全和创新农民工权益诉求渠道，也正是人大正在不断努力的地方。”应该说，“点题”对了，接下来，人们期待广东能够在“破题”上做出好文章，既可以帮助胡小燕解脱困境，更可以为各地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