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上世纪50年代中前期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建国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政策的制定，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领域毫无争议的泰斗。

　　专家点睛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泰斗杜润生

　　本世纪中期我们仍需把2亿农民“弄进城”

　　民工潮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大量农民工进城成为“城里人”并将大量钞票“回笼”到农村并未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民工进城的前景在哪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领域的泰斗杜润生对此一一进行了解读。

　　杜润生表示，虽然表面上看，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但若没有大量农民工进城，今天的城乡差距可能会更大；至今中国农村每年仍然有8000万人流动于城乡之间，但这个步伐还要加快。到21世纪中期，我们仍然需要把2亿农民转移到城市。

　　廉价劳动力轰开国外市场

　　我国最大的资源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农民工进城20年，工资却一直不涨，前20年一直保持着每个月400元左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仍然维持在1000元以下的低水平。中西部的几千万农民工大量涌向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使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待遇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相应地提高，从而保持了各类产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可以说,我国今天的出口优势是农民工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轰开了国外市场。

　　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1984年是1.7:1,2000年是2.86:1,现在在3：1以上。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速要远远高于农民收入增速。但如果没有30年间3亿农民迁徙到城市成为农民工，今天中国收入差距可能还不止是3:1,4:1、5:1都有可能。

　　不必过分担忧民工荒

　　改革开放都30年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没有打破。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也在增长，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更快，所以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源在哪里呢？在于供需不平衡问题。

　　在原来的很长时间内，农民工无限供应，而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农民的工资水平自然被压得很低。即便忽略城市户口问题，一个农民即便到了城里来，但他支付不起在城市里定居的成本，如住房、子女上学、社会福利保障。从经济规律上看，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铺开后，农村每年释放出的富余劳动力过多,劳动力作为商品经济要素是过剩的；农民工的“廉价”导致农民工输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跟上中国城市化的步伐。

　　这两年长三角、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也就是说农民工不再是无限供给，一定年龄段的、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不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比如很多工厂想招聘18~25岁的女工,又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所以就出现招工难。但相应的，农民工这两年的待遇得到明显改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有些工厂还主动给农民工加薪、解决一些福利问题。这都得益于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工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大家不要慌，说不定“民工荒”是协调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一个契机。

　　给进城的农民工国民待遇

　　1997年后,以“离土不离乡”方式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呈现颓势，大量乡镇企业破产。乡镇企业的低迷状态导致了原来“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村去。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使得农民外出务工脚步放缓，抑制了这一方式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水平，使得这一部分收入增长乏力。

　　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我看没必要过分担心。现在还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即便基尼系数超过0.5,也不见得有现实的威胁（注：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发展不平衡并不奇怪,重要的是要抓“关怀低收入群体”这个环节。好在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是用公债收入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基金等福利，二是通过价格补贴,或者直接货币补贴方式给他们补贴。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初步估计，到2030年中国有15.5亿人口。到时，会出现人口负增长，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一定会超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能力，但有一个过程。到21世纪中期,我们仍然需要把2亿农民转移到城市。

　　这就需要我们真正给予进城的农民工国民待遇，营造一个适合农民工进城的环境。到那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5%~50%，把过去的账补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乡亲们的广东梦

　　历史的偶然，我出生在中国中部一个平凡的一个小山村，也是人们常常称呼为“80后”。这里山好水好，20年前，承袭农耕社会的传统，日子虽不很富裕，但也算是怡然自得。到了农闲季节，田埂上都是欢声笑语，饱含乡土味。

　　如果说农村改革的三十年，“80后”的人，未望尽其全貌。但从上世纪80年代涌起的“民工潮”，我家乡这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它的变化，绝对堪称日历般的全记录。而这一切的发生，正伴随着我的成长。

　　也许还是偶然，改革开放后，这里得了个“全国劳务输出大省”的称号。乘着九省通衢的便利条件，父老乡亲们开始了“北上”、“南下”的流动之“旅”。打我记事开始，每当村里有人背起行囊远行，父母告诉我他们是去了广东。言语中流露出来的，有同情、怀疑，也有期待、祝福，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迈出这一步。

　　过年是小时候最期盼的日子，因为这些出去的人一定会准时回家，并且还会捎回很多城里的玩意。隔壁叔叔出门打工不久，就买了电视机。他的家，成了乡亲们的露天电影院，每天都围满了看《西游记》的人。他们去拜年时，就会背上电视机，走到哪，火到哪。出去的父辈们还带回些有趣的城市见闻。他们的装束变得时髦，他们的地位在提高，成了村里最有见识的人，接受了不少羡慕与崇拜。因此，没出去的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广东”。

　　不知不觉中，村里有了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生活，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人开始在田里种上了茶叶，靠着山高水深的自然条件优势，这些茶叶卖出了好价钱。于是，漫山遍野，开始茶树满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头脑灵活的人开始办起茶叶收购加工厂，短短几个月，大大小小的厂就“千树万树梨花开”了。茶厂像海绵一样，吸纳了不少务工人员。很多人既种茶又在茶厂工作，两份收入，村里人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他们不比出去打工挣的少。

　　想起来，当时的局面如战国纷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茶厂“普天同庆”的日子到了尽头，经营得好的厂，在厮杀中生存了下来，而不少小厂訇然倒塌。只有那么一两年，在茶厂工作的父亲出门推销茶叶时，常给我带回漂亮的衣服，怀念那时“一天换一套靓装”的好生活。

　　时间轮回，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一年外出打工的人不约而同全部返回了家乡，他们从城市一下“跌”回了农村，那时我明白了，他们终究还不是城里人。有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从1978年~2001年，总共只有1163.85万农村人口通过这些途径实现了农转非，相对于全国近9亿农村人口来说，这1000多万人可谓沧海一粟。

　　如果说幸运，还算能念书的我成了这沧海一粟中的一员，怀着从小的“广东梦想”。我成了村子里面最早跳出农门的大学生，在无数羡慕的眼神中，我来到了城市。如今大学毕业，我来到了广州，而我同龄的伙伴们，大部分走上与我完全不同的路。他们在父辈们退养农耕后，他们继承了上一辈的人生路线。比我大几岁的几个堂哥，如今也是相隔天涯，远走山西、广东打工。

　　如今，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多老乡们，他们在广州苦苦耕耘。很多人住在城乡接合地带，在那些城中村里，他们继续着上一代人的梦想和希望。

　　国家在2006年免除农业税以后，今年更是加大扶持农业力度，开始实行农业补贴，很多与我同龄的人们，也开始返回家乡，也许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合理的人生路线。

　　高端视角

　　农民出去打工，第一年挣了1000元拿回来了，干吗呢？堆了点儿料，买了点椽子、檩条，堆了点儿砖头、水泥；第二年打工拿工钱回来，干吗呢？打了个地基；第三年打工回来建了个山墙；第四年打工回来上了顶；第五年装了修；第六年出不去了，在家结婚、娶媳妇、生孩子。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农村传统社会“放羊娃的循环”。这就是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

　　农民工之所以不能在城市定居，并非是因为商品房问题、廉租屋问题，而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中的利益集团要占有的是农村打工者的最佳年龄段，即18岁到25岁前后这七八年的时间，超出这个年龄段的就大部分不要了。

　　今天的打工者已经是第二代了，上一代打工者大部分都已经回家了，盖了房生了娃，不再继续打工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体制障碍，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没有根本性破除，所以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最终我们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

　　从“盲流”到“农民工”，再到农民名正言顺地转变为市民，这一艰难且漫长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艰难，这一过程在我国将注定是艰难且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