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回家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回家的故事。2008年1月27日，泗洪县瑶沟乡李复文来到广州火车站准备回家，显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回家之路比过去都要艰辛。他的k222次火车跟当时数百列北上的火车一样晚点了。天当时在下雨，广州异常阴冷，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想站稳了都不容易。天桥下建起了4个遮雨大棚，离李复文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李复文带着自己的行李，用了2个小时才挤了过去，总算在大棚里站了下来。

　　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火车站提醒大家不要拥挤的提示，也播放着让他绝望的晚点信息，武警在大棚边缘拉起了警戒线，他们站在风雨里。在等待上车的时间，李复文不敢喝水，因为上趟厕所回来说不定大棚里就没有地方可站了。他从包里掏出方便面，撕开袋子干嚼。

　　在晚点十几个小时之后，李复文终于上了火车。他说，春运的时候广州火车站人太多，进了检票口谁都顾不上安全和秩序，跟着人流往火车上挤，就怕上不了车。上了车又怎么样呢？李复文的火车在路上停了下来，据说是湖南冰雪天气电网断电造成，李复文和数千乘客被困在冰天雪地中动弹不得。

　　李复文说，在火车上很冷，后来列车长动员卧铺车厢乘客把被子让出来，首先要保证老人小孩不冻着。他只带了300元钱。其余都已经寄回家了，刚开始的时候车上剩下的食品卖得很贵，10元一盒碗面，开水也要5元一杯，很快车上食品也吃完了。列车长带人下车步行到附近的小镇上求助，当天中午当地政府送来了食物和矿泉水，在车上免费发放。

　　火车重新开动的时候李复文迷糊着睡着了，火车终于在出发3天3夜之后到达南京，晚点2天2夜。下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虚脱了，不过在南京中央门汽车站，他恰好赶上政府部门正组织车辆帮助农民工回家，他没有花一分钱，就回到了苏北老家，当时已经是2月1日下午。看到父亲母亲和妻子在村头接他，他差点掉眼泪，觉着这一趟回家太不容易了。

　　中国有8亿农民，农民工数量大约在1.5亿，春节流动总人口中大半都是农民工，他们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从南中国、长三角地区回到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这其中包括我省苏北数千万农民工。“春运”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态的大事件。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为什么一定要赶在春节前回到老家？城市为留下农民工就地过年所做的努力在何种程度上起作用？我们看到，在深圳，在南京，在很多农民工数量集中的城市，今年出现的一个新变化是政府部门纷纷慷慨解囊请不返乡的农民工吃饭、住宿，甚至看电影。然而，我们从统计数字上看，比如在南京，登记吃政府免费派发年夜饭的人只有区区数百人。

　　农民工春节集中还乡的要求具有双重的合理性。首先在制度上，春节前后农民工服务的企事业单位放假，这种休假的机会对农民工太难得了。其次在文化上对农民来说，回家过年跟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一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家，承载着西方发达国家福利与保障这一层社会功能，家庭在千百年来一直是确保社会运作正常的最小单位，是文化绵延流传的重要载体。诗经《葛覃》是最早描述中国人返乡心切的诗，诗中写道：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纟希为纟谷，服之无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李复文说，过年一定要回家，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他也想在城里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但除非父母妻子孩子都在城里，否则生活的重心和精神的支柱依然在农村。李复文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李青国也刚刚从山东回来，他在青岛卖了10年的卤菜，积蓄有不少，年前刚刚买了一辆私家车，这次是开车回家乡的，让乡亲们羡慕万分，觉得李青国这孩子卖卤菜能买车太有出息了。李青国不愿意在山东安家，主要不是出于生活成本的考虑，而是觉得城里挣的钱在老家更值钱，而且有面子。他准备在县城买房子把孩子送进县城最好的学校读书。

　　李复文已经5次经历春运的痛苦，但他认为这没什么，只要广州能挣钱他一样会在初五初六再南下走一回，但他今年的决心似乎不如往年。在泗洪车站，刚下大巴他就看到车站里有许多招工的企业在布置展台，这是往年没有的新鲜事。他对一家电子企业很感兴趣，该企业的月薪报价超过1500元，他算算广州虽然多挣钱但花费也大，而且把青春在广州耗尽又不可能留在广州，现在家乡发展了不如早作打算留在老家打工，将来像李青国一样在城郊买房。

　　李复文、李青国的梦想代表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最新方向：卫星城市、小城市工业化加快后把本地农民逐渐变成新市民，是一条比让8亿农民留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苏州这样的大城市居住生活更为现实、更为有效的道路。在苏北不少县城，郊区住宅楼一栋栋建起来，一些当地干部说，这一轮房地产开发中农民占了购房者的半数左右。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有关专家建议，应该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城市解决不了的农民进城落户安居难题。

　　一家人：我为什么要留下

　　2月5日上午，南京中华门西街菜市场，家政工杨春华的雇主今天都回老家过年了，杨春华带着儿子、女儿利用这个难得的休息为过年贮备一些蔬菜和肉。她看看菜价，青菜0.8元一斤，肉是13元，她咕哝一句好贵，事实上由于这几天交通恢复通畅菜价已经降低了不少。从菜市场出来，她的菜篮子里装满了，沉甸甸的，她心里喜滋滋的，毕竟这是他们全家留在南京过的第一个年，她说一定要让丈夫、孩子和在老家吃的一样好。

　　跟着她来到住地，她住在西街一个居民区的地下室里。房间不大，环顾一圈，记者没看到几件家具，一个电视机很醒目。她丈夫许勇是小区的清洁工，刚刚清扫了小区的楼道回家抽根烟休息了一下。杨春华说，她和丈夫老家在四川农村，在南京打工已经6年了，今年孩子们放寒假就把他们接来了，全家人在南京团聚、过年，感觉真好。前年他们夫妻临近年关却买不到车票，不得不留在工地上过年，冷冷清清。“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许勇用方言浓重的四川话憨厚地说，“我们辛苦一年为啥子嘛，还不是为儿女好？”这夫妻俩打算，过年后孩子们不要回家了，留在南京上学，她举例说，地铁口那卖五金的，还有那卖新疆牛肉拉面的，还有菜市场卖猪肉的大姐，他们的小孩都在南京读书，上的都是政府的西街小学，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在这个叫水榭的小区，他们已经上岗3年，和小区居民相处不错。“他们都是城市人，他们之间都不太打招呼，可是很多住户看到我们都点个头、笑一笑，这让我们感到知足了，毕竟是尊重我们的劳动了。”杨春华一边做午饭，一边介绍说。最让她感动的是两件事，去年她丈夫深夜发病，急得不得了，小区物业帮她叫车、背病人上车，还凑了1000元借给她救急。第二件事，今年过年前她服务的两户人家待她很好，送给她盐水鸭和大米，还有两件羊毛衫，让她感动不已。

　　杨春华比较了在老家和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算了两笔账。其一是过年的小账，在老家购置年货、出人情礼、包压岁钱等约需要1500元，在四川和南京之间往返需要路费500元。在南京过年吃喝只要两三百元，两个孩子接过来花了路费不到500元，不用出人情，总之能省不少，他们夫妻过年带孩子去玄武湖公园、夫子庙等地逛逛，“花钱就花一点吧”。记者问7岁的许勇儿子过年最想干什么，正在看动画片的小孩想了半天，说要去“肯德基”。

　　杨春华夫妻为城市生活的细小安排和宏观规划值得尊敬，代表了农民工阶层对于“更美好的明天”有自己的期望，这种期望既和其他市民的生活愿景一样美丽，又有和城市居民不一样的现实困难。他们要想留在城市生活，还有不少藩篱，最迫切需要跨越的包括户籍、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住房。

　　在前三项上我们可以看到，苏南各城市正在积极探索破解之道，这几年来出台了不少政策。在户籍制度上，江苏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已经获准在城市落户。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李明说，户籍制度改革是迟早的事情，农民工将来肯定能获得自由迁徙的权利。

　　前不久举行的省政府关于江苏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07年，在江苏的农民工生存状况明显改善，是得到实惠最多的一年，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工资拖欠明显减少。江苏各城市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这条硬杠杠，已连续5年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一类地区月工资由2003年的540元调整到了850元。东台农民工金善来对记者说：“南京工地包工头不再像过去那样把钱扣到年底发，至少他们要保证我们每个月拿到850元现金的权利。”

　　到去年11月底，全省参加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分别达到290万人、273万人和282.5万人，约占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农民工总数的50%左右。省财政专门设立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教育专项经费，近两年共安排3000多万元补助流入地政府办学，目前，54万随父母居住的农民工子女，已全部解决入学教育问题，且75%以上在公办学校就读，全部享受免学杂费、免借读费等待遇。

　　1月30日，安德门农民工市场，在珠三角、北京打过5年工的安徽繁昌农民邓松对记者谈他的打工心得，他说：“北京工资高一点，珠三角城市工资低，长三角城市打工环境综合最好，尤其以南京待农民工最厚道，保障最好！”

　　农民工要留在城市遭遇最大的困难就是住房，记者在杨春华家所见可以印证这一点，她家每个人平均居住面积只有5平方米，屋子里捉襟见肘，生活不方便。